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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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的一生复杂多变,早年也曾研究、鼓吹马克思主义,甚至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初创。可是时隔不久,便又歧路徘徊,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炮制所谓[戴季陶主义],为清党反共提供理论武器,最终沦为一名顽固的反共分子。

戴季陶

徘徊

戴季陶任<>主笔时,只有20岁,其文已针砭时弊、笔挟风雷,成为闻名沪上的报人。孙中山尤为信任他。1917年9月,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时,他便身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大元帅府代理秘书长和外交部次长三职。五四运动发生后,孙中山派他回上海,负责创办<>副刊——<>。

  这期间,他翻译了考茨基的<>,并撰写<>。他的劳工思想也由阶级调和趋向阶级斗争。他曾以<>的名义,约请陈望道翻译<>。陈独秀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他与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亲密融洽的交往,同时又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敬仰崇拜。思想信仰的莫衷一是,一直使他处于迷惘和矛盾之中。

  当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到达上海,与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时,陈独秀曾将他介绍于维经斯基。当时他们所居住的法租界,对革命党防范极严,流氓又不时骚扰,他还是将自己的寓所渔阳里六号提供出来,作为陈独秀等组建共产党的活动场所。

  可是,他却在关键时刻首鼠两端、趑趄不前,退出了上海发起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陈公博回忆说:季陶和仲甫(即陈独秀,作者注)约定共同发起共产党,到成立前一日,季陶来了一封信,说他和国民党关系太深,的确不能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不过他是同情共产党。张国焘在<>中说: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小组在上海成立之情形,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包惠僧在<>中回忆:戴季陶最初还表示同意,到了起草党纲完毕时,内中有一条:[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政治团体。]戴季陶就借口他不能同孙先生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声明退出这一运动。

蜕变

 戴季陶与上海的共产主义朋友们分手后,一人遁居到浙江吴兴,住在一座名叫[潜园]的寓所。不久,他奉孙中山的指示,去四川劝告川军将领罢兵议和。可是,舟至途中,便传来大小军阀广置军火,又要开战的消息,他的热情顿时消失,思索几年来所走过的崎岖路程,许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竟然处处碰壁,曾经鼓吹过的马克思主义,毕竟前景难卜。他犹豫、徘徊、痛苦,觉得万念俱灰,飘然跃入混浊的江水中。

  他为一乡民所救,侥幸地度过这一生死之劫。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却自此检讨出自己所犯的两大罪过。一曰,辛亥革命办<>时,[过于鼓吹杀伐的言论];二曰,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罪过。]他甚至说,主办<>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初期筹划,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已不再犹豫、徘徊和动摇,而是公开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开始建构其反共反革命的理论。

孙中山在屡踣屡起的革命中,认识到国民党已到了非改组不可的时候了,并想借助年轻、热情的共产党人,给老气横秋的国民党注入新的生命。戴季陶不敢公开违拗孙中山的意志,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成员,可是,他在其间的工作多是敷衍和应酬。不久,他便给孙中山发去了辞职的电报,以消极回避的方法,抵制国共合作的主流。孙中山让廖仲恺前来劝慰,可是,他还是怀疑容共政策的正确性,表示不会为此作出努力。他还让廖仲恺务必记住两点:一、最好不要借党费,即便非借不可,国民党也不应因之而受到牵制;二、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必须取单一党籍,不可存留两党党籍。

  国民党[一大]期间,鉴于孙中山的坚决态度,戴季陶再也不敢说三道四,甚至为了取悦孙中山,不得不违心地为大会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念念不忘排斥共产党。3月29日,他与何香凝、谭平山交谈时,仍然坚持要共产党员[牺牲其党籍,而完全作成一纯粹之国民党],甚至力劝谭平山率先放弃共产党党籍。他四处碰壁后,又开始消沉起来,再次离开广州来到上海,闭门谢客,潜心读书。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已是明火执仗,戴季陶也从后台跳到了前台,他成了国民党内[创作反共理论的第一人]。他的<>、<>和<>,建构成戴季陶主义的理论核心。他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消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利用和夸大孙中山思想的消极内容,以维护国民党的纯洁为幌子,诋毁中国共产党,排斥和打击工农革命力量。

戴季陶

  戴季陶主义一出笼,便博得国民党右派的声声喝彩,他们终于找到背叛孙中山的理论依据,也为蒋介石即将实行的血腥清党,作了舆论造势。一时间,国民党右派占了上风。五卅运动前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的共产党员,不得不离开上海。1924年底,毛泽东去了湖南。五卅运动前后,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离开上海。他终于遂了心愿,干脆肆无忌惮地挂出[季陶办事处]的招牌,以上海执行部的名义行使权力,铁了心要把共产党赶尽杀绝。

回击

1925年7月5日,戴季陶和沈玄庐匆匆赶回浙江。他们都曾参与中共的初创,如今又都是铁杆反共派。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临时代表会议上,他们一唱一和,向与会代表兜售戴季陶主义。年轻的共产党员、国民党一大代表宣中华最先在会上予以批评。宣中华的讲话得到多数代表的赞同,表示不能同意戴季陶的反共理论,并提议向国民党中央控告戴季陶的反共言论。

  一个多月后,陈独秀在<>上发表致戴季陶的公开信。这封长信从理论和实践上批评戴季陶的反共理论,尤其是那本<>小册子。陈独秀说:你所写的<>那本小册子,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

  陈独秀还在信中就戴季陶所传布的流言一一进行澄清和反驳。陈独秀说:中国共产党决不像戴季陶说的那样,[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更不会像戴季陶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

  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瞿秋白以极大的革命义愤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必须最彻底地粉碎。他驳斥戴季陶主义的小册子——<>,就是在一天夜里写成了。

  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等,都先后发表文章批判戴季陶主义。中共中央也发出通告指出,戴季陶主义是对孙中山学说的背叛。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中警告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一书,以至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为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本党之工具,……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顽灭

当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立即响应,签署<>布告,凡是报考中山大学的学生,必须书面承诺反共亲国民党,入校后要宣誓忠于国民党,保证不得有任何反对国民党的言论和行动。

  蒋介石视戴季陶为良师益友,历来是言听计从。上海清党前夕,蒋介石的很多反共言论,触目可见于<>。蒋介石血腥清党,戴季陶额手称庆、极力支持,立即发表<>,以表明其清党反共的顽固态度。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消息传来,戴季陶立即断言,西安事变是张、杨按照共产党的意图所为,因为,张杨早与共产党有往来,所以应该迅速调兵进攻西安。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上,他想当然地说,张学良已完全赤化,早就同共产党来往,还[会见过毛泽东],对这样的叛逆,应该毫不留情,坚决严惩。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郁闷寡欢,因为,八年抗战,共产党已是深入人心。所以,他一再提醒蒋介石,[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当他得知毛泽东等将来重庆谈判时,竟搓手顿脚、意乱心烦,再三谏言,不可将共产党[视为合法之团体,视其人为社会贤达]而召来重庆。

  没想到,毛泽东到达重庆后的第三天,便来到[陶园]拜访他,他毕竟是一介文人,共产党人不计前嫌、雍容大雅,多少使他为之心动。他和毛泽东都回忆起早年的融洽交往,为尽地主之谊,欲与毛泽东等[联杯酒之欢]。可是又考虑到诸多不便,才委托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毛泽东等如约出席。席间,两人仅叙往年共事之友情,未言其它敏感的话题。据戴季陶的秘书回忆,宴会结束后,戴季陶于[席终客散,亦从无一言提及,似有不足言之隐。]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解蔚蓝网络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蒋介石统治集团已临近崩溃的边缘。此时,戴季陶正在广州养病,当大批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时,他却从没动过离开大陆的念头。当有人劝他去台湾时,他严词拒绝道:[不必去!]他让儿子为他准备去成都的飞机。然而,天公不作美,飞机无法起飞,只能苦苦地等待着。1949年2月11日,他神经痛病发作,难以入眠,只得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才酣然入睡。第二天当人们启开他的帐幔时,才发现他早已僵卧在床上。终年59岁。

END

作者:张家康

编辑:王富聪 吕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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