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五十年的启示与中国的货币战略选择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刘凯/文 自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冲击”算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不是美元主导地位的终结,而是美元的新生。1976年牙买加体系正式建立,它使得人类货币体系在历史上第一次与金属货币脱钩,预示着信用货币时代彻底到来,代表了历史演进的正确方向。从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就是美元本位。一、美元本位的主要矛盾及美国维持美元霸权的困境虽然美元本位下的牙买加体系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它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无奈的结果,是一个“无体系”的体系,该体系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主要矛盾是,美元既为本国货币(主权信用货币)又为世界货币的双重角色矛盾。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美国拥有超级特权,与他国地位不平等。依赖一个国家作为全球储备资产的主要供应国,会使这个国家在实施其政策时具有独特的优势,也就是超级特权。美国在美元本位下所享受的超级特权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美国获得大量的铸币税收入。第二,由于美国负债几乎全部以美元计价,美国经济中的任何主体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在全球融资。第三,由于美元是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因此美国的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不需要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这降低了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第四,美国基于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使用贸易手段或金融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甚至极度恶意的打压。第二,新“特里芬难题”。新“特里芬难题”可以理解为美元资产的国际供给能否与全球贸易金融需求相一致的矛盾,即全球对安全资产日益增长的需求将导致负债,而负债迟早会破坏储备资产地位的基础(即国际信心),同时无体系的汇率制度安排和自由的国际资本流动又会加剧这一矛盾的激化。第三,过度的金融弹性。基于无体系的汇率制度以及自由的资本流动等特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往往会由于过度的金融弹性而加剧一些国家金融市场的弱点,加之缺乏相关的管理制度,国际游资对经济金融系统的冲击更加明显。这会加剧金融失衡的风险,使局部性风险转化为系统性风险。美元本位下的过度金融弹性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第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协调的矛盾。美元既为本国货币又为世界货币的双重角色,使得美国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并且由于缺乏权威的国际协调机构和制度,这一外部性难以被“内部化”。美联储总体上是从美国利益出发、以国内目标为主,这就与世界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正是由于美元本位的主要矛盾,才导致了其在国际流动性提供、国际收支调节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等方面的基本职能没能履行好,也必然决定了其不是一个符合公平性的国际货币体系。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元本位的内在矛盾会更加突出,也会越来越难以胜任未来全球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要求。美元本位与牙买加体系给美国带来了超级特权和诸多好处,但其主要矛盾也日益凸显,因此美国政府很自然地会采取措施来维持美元的地位和霸权,使得美元本位体系能够尽可能存活长久。但应该看到,美元本位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美国单方面维护美元霸权(无论是市场手段还是非市场手段)存在多方面的困境,甚至美国维护美元霸权的行为本身会加快美元衰落。从市场手段来看,美国要维护美元本位,就要持续对外输出美元流动性和安全资产,在美国国内储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双赤字”(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来实现。一方面,这会导致国际社会对美元信心下跌,也就是新“特里芬难题”,当美国GDP占世界比重不断下降时尤甚。另一方面,与“双赤字”相伴随的是这样一种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美国制造业衰落、产业空心化,而其金融服务业则十分繁荣、经济金融化,这会导致中产阶级萎缩和收入分配恶化,在有效的再分配政策缺位的情况下,这会加剧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状况,形成恶性循环。从非市场手段来看,美国要维护美元霸权,就要通过打压中国经济崛起、军事保护石油美元、对抛弃美元行为进行政治或军事打压等手段来维护美国制度的优越性、美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和海外美元的使用规模。而这会使得美元霸权在国际上进一步不得人心,反而会削弱美元霸权。二、“三步走”迈向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启示通过梳理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趋势,我们得到的基本规律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彻底摆脱了金属货币的桎梏,从牙买加体系到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则要彻底摆脱主权货币的束缚;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要从过于分散化和市场化的制度安排进化到基于更高理性的规则和管理的体系。当今世界,再也不能指望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的出现或几个大国的主导来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良好的全球公共品的根本出路在于基于全球各国民主协商的合理制度设计,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制度化。就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言,只有依靠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在“超主权”国际货币的基础上,需要重构全球汇率体系、资本流动和管理体系、国际收支平衡机制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和制度。当然,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预示着,人类构建替代牙买加体系和美元本位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预测,迈向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进程将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当前美元主导的牙买加体系松动,未来15到20年左右逐渐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多元货币体系;其次,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以及制度基础进一步夯实,联合国、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合作组织和平台的功能进一步增强,全球各国基于民主协商对SDR发行和运行机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或提出替代性方案),形成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本雏形;最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完善,形成成熟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五十年的启示至少有两点:第一,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有其自身规律和历史惯性,旧的体系被替代需要一个过程,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过程中一般还存在中间过渡态。各个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成立之初都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全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它们都有其各自的历史局限性和根本矛盾,但它们被替代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它们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新的体系还没有正式建立之前,它们将不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美元本位被替代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是因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虽然已经衰落不少,但依然是全球第一超级大国,其在经济、金融、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全球影响力依然首屈一指。二是因为美元本位的矛盾虽然越来越突出,但其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其主要矛盾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激化、全球各国对其的不满还没有根本性地表现出来。三是因为被国际社会广泛接收的替代性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还远没有形成。因此,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过程和美元本位被替代要有充分的耐心。第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全球公共品属性决定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出路需要以超主权国际信用货币为基础,而且要在全球各国民主协商下来进行设计和运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演进到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彻底摆脱了金属货币的桎梏,从美元本位演进到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则需要彻底摆脱主权货币的束缚。这是美元本位运行了几十年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带给我们的启示。明白这一点,对于中国的货币战略至关重要:如果中国要站在道德至高点并顺应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长期趋势,那么以分享美元霸权为目的的、狭隘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即使可以成为一时的策略,也不应该成为永久的、根本性的战略。三、中国的货币战略选择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五十年了,时至今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相较于五十年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崛起;经济金融全球化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的联系更加紧密和便捷;国际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气候环境问题、恐怖主义、传染疾病防控、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呼吁越来越紧密且公平的国际协作,G20框架卓有成效;美国作为曾经的唯一超级大国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还处于适应期,其国家心态和一些行为表现出某种非理性和扭曲性。在此历史节点,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国际货币战略?在中短期内,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依然稳固,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以我为主”,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配合。在中短期内,在国际市场上花大力气主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能带来金融风险,而且进展和收益并不会太大,较为合适的策略是: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以内为主、以我为主,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配合。国际经验表明,内循环是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外循环则是货币国际化的实现手段。“国内大循环”决定国内消费市场、投资市场的规模和结构,从根本上创造人民币需求;“国际大循环”实现国际范围内的包容性发展和风险分散,有助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高效性和稳健性,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和粘性。在长期内,美元本位大概率会逐渐松动甚至出现动荡,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多元货币体系时代,中国应做好规划并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在以超主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到来之前,人民币的国际化朝着多元货币体系方向迈进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这将使得人民币在事实上部分分享美元霸权的收益,为中国居民和企业带来福利。第二,这将为推动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最终形成贡献力量。我们当然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和国际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必然之物,而是基于实力和斗争的结果,中国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和货币实力,以此来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最终形成以超主权储备货币为基础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货币体系时代虽然是一个过渡阶段,但它与当前的美元本位体系有很大的不同,且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中国应该提前做好规划并逐步完善相关制度,为多元货币体系的到来做好准备。具体而言,中国除了要加快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和国内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还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稳步地朝着资本账户开放和更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发展;第二,稳步地推动国内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以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第三,在产业发展、对外贸易、政府职能等其他方面进一步推动制度性开放建设,增强中国市场对外国资本和资金的吸引力。在国际宣传和交流层面,中国不宜过度宣扬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及其成果,不宜造成人民币要走美元霸权老路的印象,而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倡导基于国际公共利益和各国民主协商的国际货币新体系。正如上文所述,如果中国要站在道德至高点并顺应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长期趋势,那么以部分替代美元霸权为目的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不应该成为中国长久的、根本性的战略。而且,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便是中国的崛起,美国已经在经贸、科技、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予以配合。因此,中国不应该在国家战略层面和政策层面显性得、大张旗鼓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宜过度强调人民币在国际上应该享有什么样的地位,不宜走美元霸权的老路,而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倡导基于国际公共利益和各国民主协商的国际货币新体系。中国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理论强调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矛盾冲突的路数,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既符合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演进方向,也符合道义原则。(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微商发布平台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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